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

　在忙着给本世纪的文学作品排定座次之前，也许听一听德国的文学史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姚斯对经典作品产生过程的描述不无裨益。他说，经典作品的特质就是在社会肯定的传统中增加否定性的最优秀范式。回想绝大多数已然得到公认的经典作品，它们在问世之初，常常是最具离经叛道色彩的，其超越惯常标准和期待视野的历史能量之大，往往让当时的观众为之愕然、哗然、愤然。然而，无论是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否定，亦或形式的全面创新，都不能保证其在文化的接受过程中永保先锋性。当公众被一种令人骇异的刺激激发起来并专注于这种刺激的时候，抗议、批判、叛逆等否定性的表达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这些否定性举动的欣赏。否定性随之中性化。在转变为经典作品之前，该作品还必须付出第二次否定的代价。这一次否定再次否定了它在产生之初带有的第一次否定，将它自己在刚发表时否定其合法性并大加挞伐的权威性传统作为文化遗产重新肯定下来。成为经典的过程就是与自己亲手杀死的传统之父重新和解并同列宗庙的享堂接受后人祭祀的过程。

20世纪是现代派文学独领风骚的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表现之一就是抵抗庸俗。各路先锋实验文学标新立异，与日益沉沦于日常话语中的平庸语言抵抗，与已经为接受者熟知因而导致阅读的自动化和感受的麻木的传统叙述形式抵抗，最后还与文学的商业化和意识形态奴性抵抗。文学因而一度构成对社会的彻底而全面的否定。然而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淘洗，它们已逐渐获人赏识并呈现出越来越受人礼拜的趋势。它们构成了我们今天这场经典选拔赛候选名单的主体，就是准备与传统重新握手言欢的绝好证明。我们的选举只是它们跻身传统新行列的加冕仪式。

我们对米兰·昆德拉的认同，首先植根于他小说中的时空与我们一度身处的生存环境十分相似，其次是对他在与我们相似的境遇中表现出迥异的思考向度和罕见的思维深度感到新异，再次是他小说的独特形式向我们展示了通常意义的哲理小说之外的别样天地。加缪是所有哲学家型的小说家中文学味最为纯正的一位。《围城》使人明白何谓人之至察，惊悚于人类的弱点在作者的眼光下昭然若揭、秋毫无遗。《故事新编》则是一本严肃的游戏之作，在庄严中透出反讽。雅俗共赏、风靡不衰的爱情小说《飘》表现了人类激情不受理智驾御的悲哀与无奈，与这一产生于世纪前半页的爱情经典相比，当代《廊桥遗梦》、《坦泰尼克》等大片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鼓噪都不过是偷情而已。

　“人类正处在一个严重时刻。这不仅涉及到拯救文化，而且涉及到地球本身的存在问题。因为，今天的人，从道德方面来说，还没有从大猩猩那里摆脱出来，却过早地发现了原子分裂。目前，巨大的毁灭力量被掌握在不称职的人的手中。大猩猩时时刻刻都可以纵火，把人类大厦化为灰烬。心灵与智力之间的差距变得太大了……”

“作家应该敲起警钟。因为他具有地震仪般的敏感，觉察到地震临近……”

这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56年世界和平奖金的获得者，小说《自由或死亡》的作者，希腊现代诗人、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在20世纪中叶，对人类的警示。他不幸而言中了。

20世纪，是一个危险的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又是一个充满曙光、而后却阴影笼罩的世纪。在这个时代里，人的聪明才智使科技发达，却使环境恶化；使物质生活改善，却使精神生活空虚；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而人类自身却把握不住自己，物欲横流，理想失落，道德沦丧，心理病态……人类追求和平，却无法有效地制止战争。近两个月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肆无忌惮地打着“人权”的幌子，疯狂地践踏别国主权，对南联盟狂轰乱炸，更于5月8日凌晨用五枚导弹炸我驻南使馆……

大仲马有句名言：“什么是历史？那仅是一颗让我悬挂我的小说的钉子。”

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应是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凝思，应是这个时代的多角度、多方位的写真和反映，是人类世代永存的精神财富，它应在左右人类的思想和社会生活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它能总结经验、警示现代并照亮未来。

面对着自己国家主权的被践踏，面对着和平居民人权的被亵渎，面对着民族压迫，种族歧视……被压迫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奋起抗争。要像《自由与死亡》一书所描写的克里特人反抗土耳其巴夏的侵略那样，“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正如作者所描述的：“……战士们并不悲伤，他们没有时间；是的，他们受着痛苦，但并不苦恼，唯一的苦恼是不能参加战斗……”人最壮丽的时刻并不是获得幸福，而是为获得幸福而战斗……英雄的贝尔格莱德人，在北约导弹的轰炸下，仍然举行大规模的露天群众音乐会，这样的人难道是可以轻易使之屈服的吗？

落后是要挨打的。在20世纪初，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鲁迅先生以犀利的解剖刀，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解剖。一部《阿Q正传》就集中地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的不觉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恨铁不成钢的拳拳之心。

美国据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它们那里真的是十全十美的天堂吗？美国的20世纪文学巨擘福克纳在他的小说《我弥留之际》中揭穿了西洋景。“1955年，福克纳访问日本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把人写得那么卑劣，福克纳回答说：‘我认为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太爱我的国家了，所以我想纠正它的错误。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我的职业的范围之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羞辱美国，批评美国，设法显示它的邪恶与善良之间的差别，它卑劣的时刻与诚实、正直、自豪的时刻之间的差别，去提醒宽容邪恶的人们，美国也有过光辉灿烂的时刻，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作为一个民族，也曾有过光辉、美好的事迹，仅仅写美国的善良对于改变它的邪恶是无补于事的。我必须把邪恶的方面告诉人们，使他们非常愤怒、非常羞愧，只有这样他们才去改变那些邪恶的东西。’看来，福克纳写本德伦一家，与鲁迅写阿Q是有共同之处的。”（李文俊：《“他们在苦熬”———关于〈我弥留之际〉》）

使人多一些“天使”的属性，少一些野兽的本性，遏制大猩猩们的倒行逆施，这是世纪之交，人类对文学的神圣祈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是最先掌握原子分裂（原子弹）的国家，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它曾在广岛、长崎投放过两颗原子弹，效果又是如何呢？请读一读美国著名作家约翰·赫赛在半个世纪前（1956年）写的报告文学《广岛》。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广岛》出版后自费购买一千册，分赠世界友人，使明智之士深知原子弹毁灭人类的罪恶之深重。人民，只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抗争，才能有效地阻止住大猩猩们的胡作非为，才能拯救我们这个星球，而能做到这一点，恰恰是20世纪文学经典的历史使命！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捷克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反法西斯坚强战士，著名作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里对我们的告诫：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呀！”